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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对我们都没有影响。第二，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是多少年的准备，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

还有改革的成效问题。取消了固定“份子钱”，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不平等地位是不是就自然扭转了？显然不是。两者之间的不平等是由出租车牌照的稀缺性带来的，中国的出租车行业牌照管制一直以来造成了行业内的实际垄断，基本上只有“有关系”的出租车公司能拿到牌照。出租车数量管制严重，中国一线城市的每万人出租车保有量更是远低于东京、伦敦等国际大都市，这就导致出租车供不应求，牌照的市场价居高不下，在有二级市场的深圳，一度飙升至百万元级别。只要数量管制没有放开，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的不平等就存在，出租车公司仍然掌握着话语权，而即使在改革后，动态收益的分配比例也是出租车公司和司机协商的，那么，在双方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动态“份子钱”的分配就很难公平，司机的博弈能力弱、利益难有保障是一定的。

所以，换不换总统，不等于美国换政策，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失败。15、瑞典《工商业日报》 Johan Nylander：在设备层面，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已经做到自给自主，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进一步加强了华为以及中国科技产业自给自足的紧迫感？您之前提到，华为通过使用更多的自研芯片使得自己的利润得到进一步提升。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使用自己的芯片，利润反而提升了呢？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贸易争端或者说科技争端反而有利于华为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寻求自给自足？

任正非：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那时开始市场经济，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怎么讲都听不明白，什么叫超市？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难。

广州取消“份子钱”、采取新型收益分配模式的尝试，就是填补制度性缺陷的开始。其实，2016年，广州就提出过出租车管理将利用“每单订单分成”的方式取代固定“份子钱”，现在，类似的模式终于落地了。此次试点的收入分配模式是，“份子钱”不再固定，而是将每一笔收入的租车成本、税费、管理费等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实时清分，司机多劳多得。这样一来，让出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司机成为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将司机定位在“职业经理人”的位置，是个比较理想的改革方向。然而，由于收入分配模式完全改变，细节怎么填充，试点要怎么铺开，怎么改革才能达到目标，都是很大的挑战。

资金成交方面，上周最明显的变化是成长板块的成交占比大幅提升，与4月底的数值差距变小。其余周期、消费和金融板块的成交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消费板块成交占比从顶部回落仍有空间，金融与周期板块的成交占比仍在底部，还未出现明显的上行趋势。就成长板块来看，计算机板块成交占比环比上行幅度较大，已逐渐接近前期高点，国防军工板块成交占比快速升高，两者的性价比有所下滑。